「黄金西汉」黄金散(黄金散怎么外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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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黄金“骤减”之说在宋代就已出现有关汉代黄金问题的讨论，明清之际学者也多对该问题有过分析。《中国货币史》中首次对比了西汉与东汉的赐金数量，据他统计，西汉一代的赐金数量多达899530斤，东汉一代的赐金仅有21740斤，仅占西汉一代的2%。这一观点被后世大部分学者所采纳，之后但凡探讨两汉黄金问题，皆以此作为依据，进而提出了西汉多金而东汉黄金“骤减”乃至“消失”的说法。东汉黄金“骤减”的前提从逻辑上应首先肯定西汉多金，学界对这一前提条件产生过不同的争鸣，虽绝大部分学者都认同这一观点，但也有部分学者对此观点存疑。
一、学者的考究
1.黄金的消耗
吕思勉认为“史传所载汉世黄金之多，亦不可尽信”、龚鹏九从计量单位对此进行了否定。瓯燕、叶小燕从黄金等价物的观点出发也否认这一观点。王刚认为西汉黄金与其说是多，不如说是集中。杜劲松认为黄金周转机制的存在是造成西汉多黄金的根本原因。秦晖、李光伟认识到西汉赐金多是集中于武帝一朝的军功赏赐，若作为特例排除，则西汉赐金总量不如东汉多。秦风岗注意到伪金问题，他认为西汉皇帝动辄千万斤的赏赐均为伪金。更多学者是在西汉多黄金的前提下讨论东汉黄金的减少，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最多也最为持久，以下将学界对其减少原因的观点概括为五种说法分以论述：第一是佛寺消耗说。这一说法从宋代开始就有人提出，一直持续到清末，近代被学界否定。
最早在《宋史》中提出，宋太宗问宰相杜镐为何汉代赏赐多黄金，现在却为难得之货。杜镐回答“当是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认为西汉时期佛教尚未传入，所以黄金多且价格低贱，后世黄金变少则是由于佛教兴起后多用以造像或法器之故。顾炎武在论述汉代黄金问题时也借用杜镐的意思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提出“后世黄金日少，金价亦日贵。
盖由中土产金之地，已发掘净尽，而自佛教入中国后，塑像涂金，大而通都大邑，小而穷乡僻壤，无不有佛寺，即无不用金涂”，也认同佛寺消耗说。陈让分析了为何汉代黄金如此之多，后代却日益变少而且价格渐贵，引用了宋太宗和杜镐的问答和赵瓯北的推断认为后世黄金日益减少的原因在于塑像涂金。
千家驹、郭彦岗以及刘叔鹤同样认同此说。但近代大部分学者如李祖德、秦晖、彭信威、唐任伍等都对此观点持否定态度。第二是黄金系铜说。针对东西汉黄金赏赐量差异巨大的情况，部分学者对西汉所赐黄金的性质产生了质疑，即西汉赏赐的黄金是真正意义上的黄金还是貌似黄金的铜。由此产生了东汉黄金“骤减”原因之黄金系铜说。晋灼在为《汉书》做注时就提出，西汉“凡言黄金，真金也。不言黄，谓钱也”，颜师古也认为“诸赐言黄金者，皆与之金。不言黄者，一金与万钱也”，可见西汉赏赐之金，凡不言“黄”者，皆为铜。
2.金其实是铜
郭沫若首先提出“一金”就是一两铜的观点，引起了学者们的批驳。如潘朝业，他从重量、成色以及与中亚国家贸易的角度进行论证，陈让、胡珠生、薛亚玲、霍有光、秦晖、唐任伍等都反对黄金系铜说。第三是贸易流失说。彭信威认为东汉时黄金的减少是由于贸易外流所致，东汉以后，由于黄金器饰化增加，货币性减退，只能用作储藏。傅筑夫也认为对外贸易使得黄金输出国外导致黄金变少，千家驹、郭彦岗、石俊志认同此说，劳幹也认为“到汉代以后，海道贸易大通，国内产的黄金不再可以在国内长期累积，这就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黄金的量不够了”。
但是大部分学者均对此说持反对态度，比如叶小燕、胡珠生、秦晖、唐任伍等。第四是地下埋藏说。唐任伍在讨论东汉黄金“消失”之迷时，最早把注意力转向了西汉时期真正拥有黄金的那些富豪官吏的遗址，认为黄金埋葬于此的可能性最大。张准梳理了东汉黄金“消失”的多种解释，认为这些解释里只有“地下埋藏”说处于难以证实也不能证伪的状态。
而自从2015年海昏侯墓发掘出大量金饼之后，学界对东汉黄金“骤减”原因的研究出现了新论据，并提出了新观点：认为东汉时期大量黄金“骤减”的原因是由于黄金多被埋藏于地下。
陈静静认为从海昏侯墓出土的黄金及金币更多地充当着被贮藏的角色，用以满足贵族日常生活消费为大宗，认同黄金被埋于地下。唐任伍于2019年重新讨论了西汉巨量黄金消失的原因及地点，他认为黄金可能被埋葬于帝王陵寝，皇后、皇太后的墓室，公主、外戚的住地和墓室，分封诸侯王所在地，文臣武将的府苑和墓室以及汉代富商大贾的活动之地。刘瑞反对这一说法，他在整理各地大型墓葬出土黄金的情况后认为在汉墓中并不多藏黄金，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大量黄金的情况仅是特例，并不能据此而判定西汉黄金大量藏于地下造成东汉黄金量剧减。段敏鸽赞同刘瑞的说法，认为海昏侯墓仅是个例。第五是散失民间说。
有学者认为“东汉黄金散在民间乃为貌似‘减少’的基本原因”。胡珠生认为东汉黄金“消退”关键是在于王莽府库七十万斤黄金的散失。千家驹和郭彦岗赞同这一说法，认为战乱之时黄金或散入民间或被州郡豪强所占有，而且当时的公私均乐于窑藏黄金。王凯旋赞同钱剑夫的说法，但他认为东汉时期的黄金总数比西汉时要多，只是正史对于民间藏金的情况无从记载。
杜劲松在其黄金回流机制的基础之上，认为东汉时期黄金减少主要是因为王莽的灭亡，大量的府库藏金散落民间，而东汉王朝又未曾从王莽那里接收黄金储备。闻风、陈采薇、袁峥、段敏鸽同样认为西汉末战乱导致大量黄金散失民间。以上即是对学界目前关于东汉黄金是否“骤减”以及“骤减”原因争鸣的相关梳理，由此可见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东汉时期黄金“骤减”，但至于“骤减”的原因则各持己见。针对上述五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可以完全否定佛寺消耗说，考虑到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学界认可的时间大致集中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到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即西汉末至东汉初。
二、黄金的消耗
1.黄金的消耗
《辞海》中更是明确标注佛教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正式传入我国，因此在佛教还未兴盛的东汉时期，大规模的塑像涂金行为应当十分罕见。到了佛教繁荣发展的魏晋南北朝之时，比如天安二年（467年）天宫寺的释迦牟尼像的装饰就用了六百斤黄金，可见当时黄金在宗教方面的消耗之大。倘若于佛教并未兴盛的东汉时期已经使用黄金贴涂塑像和佛经，但其使用量绝不至于使致大量黄金消弭，由于黄金的延展性非常好，金箔片不仅耗费黄金量少还可覆盖大面积物品，“凡金箔每含七厘，造方寸一金一千片，粘铺物面，可盖纵横三尺”，这虽是明朝时期的记载，但黄金的物理属性不会改变，因此对于两汉时期的金箔亦同为适用。看，还是从黄金和铜钱的计量单位、使用途径甚至矿产地来看，西汉时期的黄金与铜泾渭分明，绝不会有所混淆。另外，伪金问题也是在论及西汉巨额黄金时不可回避的问题，学界早期的经济史或货币史专著中并未重视此问题，这些学者在讨论西汉赐金量时，认为凡言黄金者就是真黄金，20世纪90年代后陆续有学者质疑西汉皇帝所赏赐的巨量黄金并非真金，而是伪金。
认为“西汉的生产力极端落后,黄金产量一定很少”，因而断定西汉皇帝的赐金不是真金而是伪金。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不仅不具可比性，更不当以现今社会的黄金产量与两千多年前的西汉相比较，进而全盘否定其生产力。史书中关于伪金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孝武本纪》中的方士李少君，但很可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由于古代黄金资源的稀少，先秦时期黄金仅因为色泽耀眼而被用作装饰，到了战国时期逐渐发展成为货币，从此黄金具备财富象征，人们便开始想方设法获取它。然而自然界的黄金矿产资源有限，在这一情况下，伪金自然出现。尤其在商周时期，青铜铸造鼎盛，而青铜最初始的颜色并非现在所看到的青灰色或青绿色，而是耀眼的金色，这就是许多青铜器铭文中所提到的“吉金”也就是青铜器的本色。根据铜、锡混合比例不同，青铜会随之呈现淡黄色、银白色等。
2.炼金工匠
所以早期的伪金制造者极有可能是炼铜的工匠，也许他们并非有意为之，应只是在冶炼金属时偶然得到与黄金颜色类似的合金。西汉时人应当已经掌握辨别黄金真伪的能力。真伪首先可以通过颜色予以辨别，《史记·平准书》中有“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明确指出了金有三个等级，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
尤其是到了武帝时期，由于酎金制度愈发严格，武帝对诸侯们献酎黄金的数量和成色都有较高要求，由于成色不好、斤两不足还曾发生过“酎金夺爵”事件。其次，即使伪金与黄金呈现出完全一致的金黄色，还可通过重量来判断真假。黄金是重金属，密度很大，在汉代常见的金属中属于密度最大的。
结语
从丝绸之路繁盛的时间长短上看，东汉也远不如西汉，东汉时期经历了三通三绝，严重阻碍了丝路贸易的发展，但西汉时期自从张骞出使西域始，丝路贸易就日益繁盛，随着西汉王朝在西域政权的逐步巩固，贸易发展也随之愈来愈繁荣。
地下埋藏说自2015年海昏侯墓发掘出大量黄金后被学界所重视，但目前除了海昏侯墓一例之外别无他例，若想否定此说，需要大量考古资料支撑，因此很难对其进行证实或证伪。持民间散失说的学者多是以西汉末年王莽府库消散的70万斤黄金为依据，亦有学者提到窖藏、盗墓行为等对黄金数量的影响，但并未给出详细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