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小说」类似黄金好情人的小说(类似情迷金三角的言情小说)

互联网 2023-01-31 15:54:34

最近很多人在问「杜拉斯小说」类似黄金好情人的小说(类似情迷金三角的言情小说),今天神州网就「杜拉斯小说」类似黄金好情人的小说(类似情迷金三角的言情小说)展开分析。

文 | 鱼雁

您好,这里是鱼雁日记。今天想为大家分析一下我很喜欢的两位名家的代表作——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与杜拉斯的《情人》。

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可以说是必然有联系,因为王小波一直对杜拉斯的小说推崇备至。

王小波先生自己也曾说:“我总觉得读过了《情人》,就算知道了现代小说艺术;读过道乾先生的译笔, 就算知道什么是现代中国的文学语言了。”

王道乾先生所译的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被称为“中西合璧的艺术结晶”,名副其实。

这本译文,集杜拉斯天才的艺术造诣,和王道乾先生汉语言文化的诗歌感、节奏感、韵律感于一体。

把一本艺术感浓厚的外文小说,翻译成如诗歌一般美妙的艺术品,可谓浑然天成。

也难怪王小波发出这样的感慨:“凭良心说,除了杜拉斯的《情人》之外,近十几年没读过什么令人满意的小说。”

读《情人》的时候,如在读少女的呓语,其实却是老妪的回望。

我一直觉得,杜拉斯想做的,是用这一生,过完其他人几辈子才会体会到的丰厚。

在杜拉斯70岁那年,追溯她生命里的中国初恋,欲望在年老如她的笔下,却流露出触手可及的本真,就此成就了一本《情人》。

接下来我将从四个方面,浅析这两本名作相似之处背后的必然性。

王小波对杜拉斯推崇备至、捧上神坛,不仅有语言与灵魂上的相契合,更有成长经历与生活背景,铸就了这两个灵魂的必然相遇。

1.“叙事空间”的荒诞与“人物”的叛逆

二人的类似的成长环境,和在环境中生长出来的性格,是王小波契合杜拉斯灵魂偶然中的必然。

他们的成长环境虽然相隔万里,远跨重洋,但时代背景的无力,其实却是如此相似。

杜拉斯成长在20 世纪初的法属殖民地,在征服和被征服为主题的殖民社会中。

也在家庭环境的压抑与阴影下,在大哥的暴虐、母亲的不管不顾与放纵之下生长。

杜拉斯一直试图反抗却无力抵抗,由此生长出偏执反叛的个性。

而王小波,他青年时代的成长轨迹,是在知青上山下乡等运动的时代大背景下曲折前行。

在年代的“非理性”世界中,王小波不得不也选择了一条张扬自我、特立独行的存在方式,这也是他小说中塑造人物的主要特性。

正如他们的小说所反映的那样,荒诞和非理性的成长环境在他们的生命体验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杜拉斯和王小波是在现实社会里成长出的两个叛逆的灵魂。

叛逆是二人的生存之道。

基于对于自身生存环境的理解,杜拉斯和王小波将自己成长的环境落实到了作品里的空间。

也将自己从小生长在性格里的张扬,作为一种追求融入了人物性格里。

由此,诞生出《情人》和《黄金时代》这样的半自传性的,透着荒诞叙事空间的半虚构文学成果。

2.主人公的“存在感”疑惑

看《黄金时代》的时候,我一直对有一处“重复”感到疑惑。

那就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关于王二与陈清扬“是否存在”的讨论。

我一度不解:人的存在难道不是客观事实吗?这里的存在是我所理解的存在吗?人为什么会对人的存在感到质疑?

在情节中比如,陈清扬找王二是因为本质上是为了讨论她的存在;王二为了更好地存在,跑到了山上,却又因为证明自己的存在,而回到了山下。

后来通过不断理解与查阅资料我发现,这里的存在感疑惑是真实存在的。

在某些社会背景下,人们甚至会对自己是否存在而发出质疑。

《黄金时代》里王二和陈清扬所生活的十五队,是当时以阶级性取代人性的非理性社会的缩影。在十五队里,人们乐于迫害他人,在对他人的摧残中享受着病态的快乐。

陈清扬被当做“破鞋”,而王二被当做“坏分子”。

这里的人虽然是人,但却丧失了人性,他们都沦为集体主义下,无意识的奴隶。

就像《霸王别姬》里,再相爱的两个人都有可能在集体主义压迫下反目成仇,人们在是非不分的非理性荒诞下,不再拥有独立的思维,怀疑起自己是否存在。

而杜拉斯更是如此,童年生活在病态家庭之中,沉迷于畸形狂欢,更有对女性地位的压抑,所有的一切都迫使她成为最底层的被压迫者。

生存的压力,让利益取代亲情成为家庭的纽带。

她爱上了中国男人,却在母亲问起她是否只是为了他的金钱时,她却毫不犹豫点头。

母亲的病态、大哥的暴虐、小哥哥的懦弱,使得杜拉斯的被压迫在日复一日的争吵、打骂中演化成了没有穷尽的痛苦。

杜拉斯想反抗,却只能压抑在心里,她想写作。

她不想继承父业,她对母亲说:“我要写作……总有一天,我要写作。”

与王小波一样,对存在感的疑惑伴随他们的童年与青春,最后也融入进他们的作品中人物里。

一个人的存在,却伴随着对自己是否存在的疑惑,这是一个时代怎样的悲哀。

3.女性地位的主导与张扬

资料显示,在传统文学的男性话语体系当中,女性一直都是“他者”和“被看者”形象,在男女关系中一直都是被支配的对象。

尼采也曾说:“男性为自己创造了女性形象,而女性则模仿这个形象创造自己。”

那时人们向来把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甚至达到了只有男主人公出现,女主人公才有其存在价值的地步。

可杜拉斯大刀阔斧砍断了这一切不平等。她写女性力量,她挖掘自己,把自己作为真正的女主人公,去衡量整个周围。

她在感情里,在与中国男人的恋爱中,她永远处于主导,她主动、热烈、张狂,反而是中国男人的瘦弱,不断在小说里重复。

在《黄金时代》里的陈清扬也是如此,她丝毫不在意别人说她是“破鞋”,她说她讨厌的是使她成为“破鞋”那件事本身。

面对支配人的社会体系,两部作品里的女主人公是从不屈服的。

自我张扬的渴望,也使得她们在恋爱关系中,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主导力量。

4.时空跳跃的“情绪化叙述”

杜拉斯在谈到小说创作时,也说“小说要么是诗, 要么什么也不是”。可见,小说诗化对于小说自身的创新与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王小波在《我的师承》里也说过:“带有一种难忘的韵律, 这就是诗啊。”

正如法国新小说的前驱们指出的那样,小说正向诗的方向改变着自己。

王小波曾评价《情人》说它的每一个段落,都经过精心的安排。第一次读时,你会有极大的震撼,但再带着挑剔的眼光重读几遍,就会发现没有一段的安排,经不起推敲。

比如《情人》里对湄公河畔渡船场景的回忆:“这个形象,我是时常想到的,这个形象,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 这个形象,我却从来不曾说起……”

女主人公渡河时的形象,在小说的开头得到了不断的重复,与如同呓语般的时空跳跃的回忆。

但这样看似随意的情绪化语言,却是在反复调动与修改后的成果。

从中隐隐展现着女主人公对这次湄公河一遇,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也透露着这次与那位中国情人的相遇对女主人公一生的命运,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王小波评价这种写作方式时说,叙事没有按时空的顺序展开,但有另一种逻辑作为线索,这种逻辑,我把它叫做艺术———这种写法本身,就是种无与伦比的创造。

我曾为这句评价感到深深的震撼。

许多人不懂杜拉斯,但王小波不仅懂她,更懂她想要表达的方式。许多人眼里的随意的重复,在王小波这里却读出了艺术,想必这就是灵魂契合的相遇。

王小波这里所说的叙事逻辑,被称为情绪逻辑。

也就是说,作者的叙述常常被情绪所控制和左右。在叙述一件事情时,由于情绪的波动,而转入对其它与之相关的人物或事件的叙述,从而使得作者的叙述,不断偏离然后又回归叙述。

在《黄金时代》中,这一点也被很好地吸收运用。

王二与陈清扬的相处过程,经过了不断的时间上的调动重组,却其中暗含因果逻辑,构成一种时空跳跃的艺术感。

杜拉斯在创作《情人》时已经年过七十,历时多年,反复修改。每一段、每一句都重新调动重组过。

王小波创作《黄金时代》也是一样,二十岁写,四十岁才算满意。

可是也正如王小波所说:“我们一点都不亏……有了这样的小说,阅读才不算是过时的陋习———任凭你有宽银幕、环绕立体声, 看电影的感觉,终归不能和读这样的小说相比。”

仅以本文致敬两位名家,怀着对文字忠诚的敬畏与对人生深厚的理解,带来这样两部有着“立体声”的小说艺术。

作者简介:鱼雁,十点读书、洞见、读者等多平台作者,用文字让生活更有力量。欢迎关注鱼雁日记。